于手中，此女也长成了，自可来归。”

    李汲觉得吧，斗嘴自己赢不了，还是举手投降算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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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同一时间，薛嵩正在责问红线：“适才李汲勃然发作，阮弦竟而一滞，莫非你要对他出剑不成么？”

    红线急忙跪拜谢罪：“是奴一时惊慌，恐他有加害主公之意……”

    薛嵩抬手让她起来：“吾非责备汝，李汲陡然发作，便吾也难免吃惊……只是他虽粗莽，妻坐身侧，妾、女在外，是绝不敢当筵发难的。”顿了一顿，忽生奇想：“汝以为，我若自请入朝，可否？”

    红线忙道：“奴以为不可。”

    “为何？”

    “主公入朝，圣人必喜，而燕、赵诸镇必怨，若合纵以谋昭义军，主公危矣！”

    本来嘛，节镇起码在名义上并非割据势力，而即便割据势力吧，既已向唐称臣，归朝入觐，也属常事——好比说那位于阗王尉迟胜，不但主动率兵勤王，来至中土，而且直到今天都不肯回去，真正“长安乐，不思阗”了——但河北诸镇都是安史降将，归唐不久，难免心存疑虑，加上有来瑱的前车之鉴，因此人皆不肯入觐。

    李豫对此自也心知肚明，为了稳定关东局势，亦不特意召唤某人入朝——李汲除外，他与燕、赵诸藩完全是两路人。

    因而倘若薛嵩主动请示，前往长安朝觐李豫，李豫必定大喜过望，从而厚加封赏，说不定就真能如李汲所言，赐下来一个王爵，甚至准许薛氏一门永镇昭义军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唐廷对于其他几镇的猜忌必定更深——薛嵩给你们做了个好榜样，你们为何不肯仿效呢？难道是有异心不成？

    要说河北诸镇降藩，也只有薛嵩确无异心，他只希望能够保境安民，长享富贵罢了，因而才敢归朝入觐。至于田承嗣、李宝臣、李怀仙三人，不过因形势所迫，并非真正忠于唐朝——秦睿则在两种立场间犹疑不定——既怀此心，哪敢轻易离开自家地盘，跑到长安去啊？倘若薛嵩为他们做出忠唐的榜样来，必定遭致彼等嫉恨。

    因此红线奉劝薛嵩：“入朝或于薛氏一门有利，然奴以为，时机未至。倘若主公与李魏博真能守望相助，力压诸藩，不惧人恨，那时再请入朝不迟。”

    薛嵩缓缓点头：“汝言有理，且过一两岁再看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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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再说李汲辞别了薛嵩，匆匆登程，返回魏州，颜真卿率幕府僚属来到元城郊外相迎。

    入衙坐定之后，李汲便问起前事，颜真卿备悉陈述了一番，杜黄裳也从旁补充了几点。李汲听后，手抓胡须，半晌不语。

    他的灵魂来自于后世，对于这时代的社会关系看得相当通透——虽然时间线不同，但基本社会形态未变，则有比旁人多过一千五百年的见识，说不上洞若观火，也容易一把就抓住矛盾的关键点了。

    他知道这种封建帝国的主要基础，是地主阶级，一方面掌握最主要的生产来源——土地，一方面把控着知识和舆论，士人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，组建政府，掌控国家。因而作为唐帝国的地方官员，李汲自应该把屁股坐在地主一边，对于地主缙绅和佃户、自耕农之间的矛盾，只能竭力加以弥补，而不能彻底应和小民所愿，打土豪，分田地……

    除非他打算搞农民起义……且即便农民起义，只要基本社会形态不改变，最终也唯有靠拢地主缙绅者，才有成功的可能。

    当然啦，地主对于土地的贪欲是无休无厌的，若任由他们肆意兼并，使得多数自耕农破产，国家也必分崩离析——即便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，也不能帮着他们自掘坟墓吧。

    由此李汲对于辖区内的耕地再分配问题，原本倾向于杜黄裳之言，要徐徐图之，不敢操之过急。无论地主还是小农，逼急了都会铤而走险，但问题是小农惯受剥削，抗压能力比较强，往往只要还有一线生机，便不肯揭竿而起；地主则不同，在他们看来，国家就该是缙绅的国家，官员就该向着缙绅说话，即便稍有偏离，那都是动摇国本，绝不可恕！

    颜真卿不过按田亩加税而已，且税还不算有多重，州内缙绅便已普遍不满，打算掀起一场“倒颜”行动啦，由此便可得见一斑。

    然而社会构成是很复杂的，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，经过魏州这一场虎头蛇尾的动乱，李汲终于瞧明白了，如今州内最有力量的不是缙绅地主，不是本土士人，而是——当兵的。

    八年安史之乱，摧垮了河北诸州的旧有统治秩序，不但小民百姓纷纷破产，就连很多传统豪门都遭受沉重打击，甚至于被肢解，被族灭。由此一个原本并不起眼的阶层陡然间坐大，勉强可以称之为是——流氓无产者。

    这一群人不事生产，也不直接掌握生产工具，也就是说，失去了土地和原本的职业，若在太平之世，必定沦为盗贼，或者城市流氓；然而趁着安史之乱，这一群体逐渐壮大，并且投身军中，成为普通士卒和下级将吏。他们别无所长，也别无所求，唯愿一辈子吃国家或者地方粮饷，逢有难时，以命相偿